四成地租后再额外把他老婆女儿也给我睡”，来决定租给谁，那就没有下限了。

所以，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最高地租这种事儿，是必须有其他行政能力配套来保障实施的。

如果配套保障不够，那就得适当尊重市场，给法律开一个双向选择的口子。

这个问题上，李素就自然而然想到了他家的经验，建议刘备将来可以把土地地租管理分为“基本农田”和“经济作物农用地”，然后区别对待。

对于种植粮食的基本农田，就严格执行政府上文规定的最高地租，哪个地主敢违反，就直接处置。

与此同时，区分了基本农田和经济作物田后，对于农民实在内卷得厉害的地区和时间点，那儿的地主选择面实在太大、卖方市场实在强势，那就允许他们转为经济作物庄园嘛！

比如种植茶叶、蚕桑这些的，乃至像甄宓那样搞租地给佃户、雇农包销全种蔬菜的，都可以定义为经济作物庄园，法律还可以规定这些庄园可以用灵活的地租计算方式。

当然，这个法律肯定得配套一项政策，那就是政府得设一条红线，强行规定地主超额持有的土地里，基本农田和经济作物田的比例，来保证粮食安全。

如果灵活一点，还可以搞总量控制，在地方上搞配额交易。

这个脑洞开得有点大，很多年内都不一定用得上，所以刘备乍一听时还不理解，李素就拿他自家的经营模式来举例。

原来，甄宓之前为了让长安雒阳周边的百姓、肯乖乖听从安排、把全部租种的地皮全部用来种菜，也是给了相当的惠民政策的，还把地租藏在了一些比较隐蔽的征收方式里，让农民交租的痛苦感变得隐性一些。

具体是这么操作的：甄家承诺，只要雇农把全部租的地拿来种蔬菜，甄家就不直接收取地租，让农民白种甄家的田。

还承诺按照五十钱一石菘菜、六十钱一石萝卜等收购价格，包销农民的全部收成，农民也承诺所有收成只能卖给雇主甄家。

最后，甄家还承诺按照三百钱一石粟米，或者四百钱一石麦子/稻谷的平价，卖粮食给农民。

（注：菜价看起来比米价便宜很多，是因为蔬菜的体积产量极高。一亩地种粮食才几百斤收成，种萝卜白菜亩产可能有几千斤。）

这个操作里面，甄家的所有地租，其实都隐藏在剪刀差价里了，没有直接问佃户收租，佃户就心悦诚服，不会感觉到被收租的痛苦。

也正是因为农民不痛苦，所以在如今这个地皮并不太稀缺的时代，农民依然肯来租种甄家的田，而不是只种完自家分到的那点自留地就满足了。

而稍微懂点现代经济常识的看官，都不难看出这里面甄家的利润是怎么确保的：就好比后世农民种菜，田间地头一斤白菜、萝卜也就几毛钱收购价，到了大城市的菜场里就能卖几块钱了。

甄家收购来的菘菜萝卜，加上运费、腐烂损耗、周转费用、商税，最后到长安雒阳这些超大城市的市场里，成本大约会涨到一百多钱一石，比地头价翻了一倍多。

但市场零售价能到两百多钱甚至三百钱，所以算下来还是有一两倍的纯利润。从这个角度算，甄家的经营行为其实赚走了蔬菜最终售价里六成的收益，比直接问菜农收高额地租还赚得多。

而李素之所以建议刘备考虑这么立法，自然也是因为李素见识得多了，他知道从古到今，种粮食的利润都不大，所以种粮食的农民扛不住高地租，最容易被高地租激起反抗。

而工商业和农业里的经济作物种植，利润率可以高于种粮食。这种“种植园经济”的佃户、雇农对剥削的忍耐力也就比粮农高，事实地租高一点，好歹还活得下去，不容易被逼反。

这也是有后世历史教训证明的，比如宋朝统治那么久，最后只有外敌入寇